胡星斗：语言经济学与语言陷阱

语言经济学与语言陷阱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胡星斗

   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发现了“语言蛊惑”，称哲学是对抗语言蛊惑理性的战斗；哲学处理问题就像治疗疾病；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；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。

    通俗地说，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塑造、界定了现实的世界，有时也歪曲、偷换了原本的世界。话语权的掌握者定义了语言，民众则被迷惑、被误导，语言蛊惑让大众掉入许许多多的语言陷阱，形成无数的错误认知。

    语言原是为了准确地描述世界、提高认知的，但是不准确、歪曲、篡改的语言，不仅污染了语言，也降低了语言的使用效率，使人产生错误的理解和行动。

    语言经济学以成本收益方法、“经济人”假设，分析语言的价值、效用，进而阐释人力资本、知识经济、AI大模型中人的素质、知识的有效性。价值或效用设定在-1～+1之间，-1代表语言（或语言的一部分或语句）的词汇、概念100%颠倒黑白，是“完全负语言”；-1～0是“负语言”，无法表达所想所见，没有逻辑思维，传播的全部是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信息。譬如经统计，如果一种语言（或语言的一部分或语句）不仅全部被人为篡改、漏洞百出，而且有60%的词汇或概念是完全错误的，那么该语言的价值或效用为-0.6。相反，效用为+1的语言是“完全正语言”，如果一种语言词、义基本一致，而且有60%的内容是完全词义相符的，那么该语言的价值或效用为+0.6。

       最典型的“负语言”是 “纳粹”“法西斯主义”，其漂亮口号——“国家社会主义”、“爱国主义”，曾经欺骗大众，让无数的人如醉如痴，其领袖崇拜、谎言洗脑、对暴力斗争的赞美，让语言完全沦为蛊惑人心的统治工具。

    效用处于（-1～0）之间的负语言如：许多人的口头禅：“辩证法，一分为二，凡是好的东西就有坏的方面，凡是坏的东西也有好的方面”；表面听起来很正确，但这种正反面思维、黑白思维、阴阳哲学成为诡辩术，混淆了是非，没有好坏之分，似乎大家都一样。譬如说腐败，马上有人说各国都有腐败。你说某国某个优点值得学习时，马上有人会说：某国也有问题，不是天堂！这种只讲立场不讲问题、指东扯西、只能说自己好话、别人坏话的思维定式，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。但它没有逻辑，属于负语言，效用为负；上述二元辩证对立也不是客观事物的主流，多元共存才是，多元共存是正语言。

    语言经济学中效用不高的语言还有很多，比如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”、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，那为什么起点一样的南北朝鲜、东西德国以及当年生产力、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印度、中国有不同的道路和制度？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：是榨取型制度还是分享型制度，其长远的发展结果是完全不同的，至少可以说，制度与经济、社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，有时制度甚至信仰决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。所以，上述语言有正有负。

    其他的价值成谜或负价值的语言还有很多，如果不深究，就会掉进认知的陷阱，比如期望寿命与实际寿命(两者可能相差很大）、灵活就业与待业、人均GDP与居民收入、阶级与阶层（阶级斗争与正常的阶层分化）、人民与敌人、法制（商鞅秦始皇的法）与法治（统治者守法）、告密与大义灭亲、革命与反革命等等。指责极端革命言行的帮派是“反革命集团”，是不是有点滑稽？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，各派相互攻击对方是“反革命”，然后纷纷地上了断头台。

    中国过去的口号是大公灭私，“私心”、“私有”都是罪恶，其实，私心、私有是创造创新的源头、社会发展的动力，信用、规则、法治由此产生，公共社会由此健康发展。所以，私有经济、民营经济是正价值。相反，财产公有往往导致权力集中、法治不彰、效率低下、贪污腐败、分配的特权化而不是平等化，所以它是负价值。

    语言经济学类似的辨析还有很多，比如相信人性善还是相信人性恶，会产生相反的社会形态和制度。假设人人是小人（人性恶），有私心，追求自身的利益，成为“经济人”时，才能发展出市场经济、权力制衡、法治监督，“小人国”最终转变成“君子国”。而假设人人是君子，以德治国，最终个个成为伪君子，仁义道德的君子国蜕变为小人国。可见，人性恶的假设是语言正价值，人性善的假设反而是负价值。

    中国古代儒家的统治术是“正名”即名实相符，所谓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”，但是现代人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处处名不副实，属于负语言。

    譬如封建主义一词。封建主义是分封制、天子仅为天下共同拥戴的“共主”、诸侯治理地方的制度（当然天子会派几个官员去监督），具有地方自治的含义，但是现在人们套用某种理论，非得将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的皇帝制、郡县制说成封建社会。非常名实不符。

    语言经济学上，资本主义，以前称为自由主义、市场经济，19世纪末受某些思潮的影响，资本主义逐渐从贬义词变成了西方也接受的语言，误导人们似乎社会和市场只是资本推动的，资本万能而且罪恶，充满了剥削，而且，企业家被贬斥为“资本家”。这样的认知，无法认识到企业家精神、企业家创新（包括制度创新、技术创新、融资方式、生产方式的创新、生产组织的创新、供应链销售链的创新等）在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中的关键作用，更不能理解当代文明、全球化基于法治和规则的“不断扩展的秩序”，而会一口咬定是“资本的掠夺”“资本的邪恶”“弱肉强食”。

    教科书上说孙中山是“资产阶级革命家”，也很不符合语言经济学的规范，他的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无法解释成代表资本家，孙先生自己说：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。所以，给孙中山冠名“资产阶级”是低效用的，并不满足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。

    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概念错误引导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，降低了语言的价值。比如，流行之说：中国文明是从古至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。

    其实，印度文明自雅利安人移民之后，也三四千年不断。之前有达罗毗荼人，后来的英国人也没有消灭印度教（婆罗门教），就像满族人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汉文化一样。中国在夏商时不也有许多族群轮番登场吗？中国有准确纪年的历史也只有三千余年。

    总说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，其实，其文明源头是希腊罗马。三千年前甚至更早，希腊人罗马人就有公民大会、议事会（相当于众议院、人民代表大会）、元老院（现在翻译成“参议院”）、法庭、审判官、陪审团（其实应该翻译成“审判团”，不是陪审，而是审判）、执法官、执政官、监察官，执政官有任期限制，任前要举行听证会，要宣誓，任后要审查。那时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竟然研究现代人大多不明白的圆锥体、圆柱体、数论。

    语言经济学中也存在双方博弈的囚徒困境问题，鸦片战争，英国称之“通商战争”，名称的不同反映的是损益的不同。原本通商对于大清、大英都是得益最大的选择，可是清国要维护天朝地位，英国要自由贸易，双方鸡同鸭讲，而且信息不对称，博弈的结果是纳什均衡，不是最优，而是次优，双方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。鸦片战争一词给清国人受害者的意识，似乎证实了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道理。但是落后的国家甚至蕞尔小国多的是，并不一定会挨打，耍赖耍横才会挨打。

    “通商战争”给了侵略者理直气壮、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“使命感”，特别是在满清同意了“五口通商”，却不执行，最后广州一口通商都进行不下去的时候，英法派出39人外交使团来北京交涉，结果被弄死了21人，又发生第二次战争。1900年，满清统治者唆使义和团攻打外国大使馆，再次发生战争。

    昏聩的满清统治者的错在于“不经济”，通商原本对统治者和人民都有利，但结果却是丧权辱国，丧的是满清君主奴役人民的某些特权，辱的是满清君主的统治地位，烧的是他的后宫乐园，但遭受“负外部性”最大的是平民百姓。

    称呼那场战争是“鸦片战争”还是“通商战争”，经济学的意义完全不同。“鸦片战争”一词是负价值（-1）、负情绪、封闭的心态，“通商战争”一词是正价值（+1）、积极开放的心态。

    当经济学规律被忽视、语言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或者语意被篡改、人们不习惯反思、独立思考时，就容易掉进语言经济学上认知和效用（或价值）的双重陷阱。